。”阿孟道。

“他很好。”我道。

阿孟追问起来：“有多好？”

“不知道。”

阿孟点燃一支烟，整个人松垮垮地瘫在椅子上，“我还没听过，你们两人怎么认识的。”

“江湖有言：一壶酒换一个故事。”阿孟吐出口烟，“我请你喝那么多次酒，就换一个故事，好不好？”

我骂他土，不知道在哪个论坛上学来的怪话。日麻的，想听就听，给我扯些鬼迷日眼的话。可酒精的作用继续挥发。我最终听见自己说好。

我和乔怀青的故事开始，要从我和于桂芬离婚，去上海打工说起。

彼时的上海还不是如今夸张到寸土寸金的上海，但也挤满了五湖四海过来的沪漂。

我站在火车站口。

背包里只装了一件棉袄，一双旧棉鞋，两三件T恤和裤衩以及几个穿的破了眼的内裤。

出站的第一秒，往来不停歇的人流，标准的普通话和全国各地的乡音混杂在一起，像是前所未有的新鲜空气。

二十四岁的我，感受到的不是迷茫，却是解脱。

像是出逃监狱的刑犯，可以将自己彻底隐藏在时代滚滚洪流下。

阿孟笑了声，问我什么刑犯。是不是偷了什么东西被抓住，才跑去上海打工还钱的。

性取向的刑犯，婚姻的刑犯，道德的刑犯。我答。

刑犯身上的余额可以租一间二十平的小屋，安了空调，我却很少开，上海的夏天还不算太热，冬天一层棉被上铺上棉袄睡觉刚刚好。

洗澡还算方便，可以去共同的院子里打的井水，混杂着烧好的开水，温度高低手背先知道。

第一份工作是开塔吊，也算是老本行。

我在那里见到乔怀青第一面，他是我们总工的侄儿，刚刚大学毕业。

什么总工，阿孟问。

设计院的总工。

阿孟惊呼一声，“零几年的设计院总工，那可有得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