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不是有辐射的吗？”

我宽慰她说不至于，总要检查清楚才能上手术台，这又不是儿戏。

在这期间也发生了一些巧合，我在病房碰见蒋阔，就是那日在急诊建议我尽快手术的年轻医生，是巩主任的学生。他负责我妈妈的住院治疗，也会一同上手术台，是巩主任团队的成员之一。

我们在病房相遇，他冲我点了点头，像是欣慰我能听信他的医嘱。

我一时恍惚，回想这人在急诊说过的话，条分缕析、言之有物，倒是跟他的导师一脉相承。我希望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也希望母亲能够健康平安的走出这间病房，重新回到我身边。

住院后的第四天医生叫家属通知手术方案，没什么选择余地，从右侧太阳穴上方切一个刀口，将肿瘤取出，然后进行颅骨重塑、缝合。

我问医生：“缝合之后会留疤吗？能不能看得出来做过手术？”

张美兰同志跟我提起过，自己在网上看过整个开颅手术的图解视频，术后肯定不会跟术前完全一样，外表上能看得出来。

我见她颇为在意，于是想向医生求证。

医生向我摇了摇头，直言道：“你现在该关心的是你妈妈能不能活着从手术台上下来，而不是那些外在的东西。开颅手术肯定会造成一定损伤，侧面会缺失一块肌肉，看着跟左侧不太一样，不过那些都不打紧，如果介意再做个整形手术，都好解决。”

他向我重申，手术具有较高风险性，肿瘤所处位置神经集中、又有大血管穿行，家属要做好准备。

我跟他确认：“所以我妈...她能从手术台上下来吧？”

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中存有疑影，因为他们谁都不肯告诉我所谓的手术成功率有多少。如果那个数字是百分之八十、九十，我会放心许多，可若它只有百分之五十、六十，我会重新考虑这一选择的合理性。

医生向我保证，他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

我看着对面，一时接不上话。我该说什么？请你们一定救她？这样单薄的话语显得苍白而又无力。医生见我迟疑，给我指了另一条路：如果患者以及家属想要寻求更高的成功率，或许可以考虑更为精尖的医疗机构，比如北京天坛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