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琼在平安旅社的房间里，有些坐立不安。他面前摊开着那张简陋的地图和今天的报纸，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

郑二东已经出去，一方面接应阿贵他们可能传回的消息，另一方面观察李德彪所谓「外围布控」的实际情况。

等待是最折磨人的。尤其是当你知道猎物藏身于一片巨大的丶黑暗的迷雾中，而你只能被动地等待零星的火光闪现。

他再次拿起那张刊登杜聿明消息的《中央日报》，目光落在「返沈坐镇」丶「视察防务」丶「训勉官兵」这些字眼上。

公开的报导总是粉饰太平，但他几乎能想像杜聿明苍白着脸丶强打精神站在地图前的样子。委员长需要他回去，哪怕只是做个样子，稳定动荡的东北军心。

这至少说明，东北的局面，恐怕比南京宣传的还要糟糕。自己未能及时传递「杜被强制召回」的细节，固然遗憾，但杜已公开露面，组织的其他渠道或许已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这让他因遗忘而产生的愧疚感，稍微减轻了那么一丝丝。但随之而来的，是对上海眼前局面的更深的焦虑——必须尽快解决。

……

与此同时，在棚户区深处一个用破木板和油毡勉强搭成丶低矮得几乎无法直起身的窝棚里，周志坤正蜷缩在一床散发着浓重汗臭和霉味的破棉絮里。他双眼布满血丝，脸颊凹陷，手里紧紧攥着一小块硬邦邦的丶用油纸包了几层的黑列巴（一种粗糙面包），小口小口地啃着，仿佛那是最后的珍馐。

几天前，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通过记忆中一个极其隐秘的渠道（那是他在中共情报系统时，偶然获悉的某个党通局外围联络点的备用信号），尝试与党通局在上海的人接触。

他不敢奢求庇护，只希望能把手里的部分情报——主要是他叛逃时带出的丶关于华北几个重要城市地下组织残余人员名单和活动规律——作为交换，让对方帮他弄一张去香港的船票，或者至少提供一个安全的临时藏身点，让他有机会取出北平的金条。

信号发出去了，在约定的死信箱位置，他留下了加密的接头请求和一部分情报样本作为「诚意」。

然后就是煎熬的等待。

昨天下午，他终于按捺不住，冒险去查看回音。死信箱里空空如也。不，不是完全空，里面被人扔了半个发霉的馒头，像是对他，或者对他那份「情报」的无声嘲弄和唾弃。